【案件简述】

2011年4月8日晚上10点半左右，赵某驾驶黑色本田轿车沿沪高速行驶，至高架上匝道口附近时向右变道，碰撞了右侧车道同向正常行驶的荣威轿车，致荣威车失控与右侧防冲墙顶端撞击后，又与嘉闵高架上匝道右侧护栏墙相撞，酿成荣威车司机陆某不幸死亡、女乘客刘某重型颅脑损伤的惨剧。事故发生后，赵某拨打110报警并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理。交警部门认定，这起交通事故因黑色本田车违反交通规则随意变道引起，赵某应对本起事故负全部责任。

2011年5月12日，在与受害方协商事故善后时，赵某任总经理的公司出具担保书明确：“在赵某与陆某、刘某交通事故的人身赔偿案中，自愿作为赵某的保证人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”同年6月21日，赵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取保候审。11月23日，赵某父亲给陆某父母送去2万元慰问金。11月27日，赵某与陆某父母签订《调解协议书》约定：赵某一次性补偿陆某父母150万元;陆某父母对赵某的认错态度和实际赔偿表示谅解。

2012年1月10日，赵某交通肇事罪一案在法院公开开庭审理。法庭上，赵某痛悔不已：“我给被害人家庭带来了巨大损失，向他们表示深深的道歉。”鉴于赵某有自首情节，案发后已向被害人支付部分赔偿款，庭审中又自愿认罪，法庭酌情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，缓刑一年三个月。与陆某父母签订《调解协议书》后，赵某在家人的帮助下积极筹措赔付款项，并依约在2011年12月10日前向陆某父母支付了第一笔赔偿金60万元。因短时间内筹款压力比较大，刑事案件判决后，赵某与陆某父母协商，在赔付总额和最后付款期限不变的前提下，将第二笔20万元赔偿金的支付日期从2012年春节前调整到2012年2月底。双方在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，重新签订了调解协议书。

然而不知什么原因，在约定的付款期限到来后，赵某没有主动支付第二笔赔偿金。经陆某父母再三催讨，直到3月中旬，赵某才支付了20万元。2012年6月30日是第三笔70万元赔偿金的最后支付期限，赵某仍然没有按约支付。8月27日，陆某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赵某按照《调解协议书》的约定，支付拖欠的赔偿金70万元，并要某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

两被告应诉后，以住所地不在 市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，要求将本案移送至某地法院审理。法院审查后认为，法律规定，由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，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据此，法院驳回了被告方的管辖权异议。两被告不服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再次予以驳回。法院同时查知，某某公司已经在2012年9月更名为某某资产管理公司。

2012年12月6日，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。法庭上，赵某对陆某父母陈述的案件事实没有异议，但表示她父亲曾在双方签订协议书前给过原告2万元，要求将这2万元从70万元中扣除。某某资产管理公司则表示，担保书产生的原因，是为了给赵某办理取保候审手续，不同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围绕2万元是否应当抵扣以及某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，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。陆某父母认为，2万元是双方调解之前赵某父亲对他们的慰问，与赔偿款没有关系，不能抵充。某某公司则强调，担保书是为了办理赵某取保候审的手续才写的，双方在调解协议中并没有提到担保问题。而且，某某公司已变更为某某公司，某某公司并没有追认某某公司的担保。因此，某某公司不应连带承担赵某的赔偿责任。

随后，法庭为双方进行了调解。赵某提出了在2013年6月30日前支付70万元的调解方案，陆某父母则要求在2013年2月底之前付清，并由某某公司予以担保。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方案，调解没有成功。合议庭随即对案件进行了评议，并当庭作出判决：赵某应在判决生效后三天内赔付陆某父母70万元;某某资产管理公司对上述赵某的赔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【律师点评】

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，具体赔偿数额双方已经通过《调解协议书》确定，该《调解协议书》具有法律约束力，被告赵某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赔付义务。被告要求扣除的2万元是在双方签订协议前支付的，之后签订的协议并未明确要从赔偿总额中将2万元扣除，庭审中原告也不同意扣除，因此，这2万元不应在被告尚未赔付的款项中抵扣。

担保书上的担保人某某公司并没有进行注销登记，仅仅进行了名称变更，更名后的某某公司与更名前的某某公司实质上是同一家公司。因此，某某公司盖章签署的担保书，对某某公司依然具有约束力，某某公司应当对赵某的赔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【适用法律】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

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

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，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。被侵权人为单位，该单位分立、合并的，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。